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领导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

由此而言，法律约束规范可以被解释成法律或非法律激励规范的保健化产物。[25]这种阶级斗争思维及其下的法律工具主义观点，导致我们即使在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属性至上的问题上有所改进，也仍然无法突破法的概念范畴而将激励确立为法的核心理念。

但是既有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侧重于立法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仅局限于法律文本本身的探讨而忽略了法律激励可能具有的理念意义。[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2-623页。[20]参见胡元聪：《我国法律激励的类型化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将奖惩一体的法律激励的命题放置于当下法治中国建设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下进行理解，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法治体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16]这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极为近似。

[32]又如，在最体现法律惩罚性特征的刑法规范中，我们也不断强调谦抑和克制，提倡社区矫正的弱强制性刑罚执行程序和方式等，[33]都说明惩罚性作为法律的核心属性地位已经有所削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法律激励规范的变化往往与改革的发展不同步。自主性要求我们要有主体意识，不为外界的声音所动摇，同时也要求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我们在强调制度的自主性时不能走到仅仅自信的极端，我们在强调制度的可借鉴时也不能走到教条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如果一件衣服自己穿着确实很合身，但别人看了觉得不合适怎么办？他人的评价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来审视自己，你也可以说服他人这件衣服确实合乎自己的审美标准从而赢得他人的认可。首先：目标相不相同？人与人的目标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在制度设计中，有两类极端的思维，一类认为制度是万能的，另一类认为人是万能的

在法律的同一标准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必诉诸于非理论性的暴力方法，它们之间的冲突需要在确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同样地，私人之间的纠纷也应当遵循法律的正当方法，而私刑、私力救济等行为则被宣布为非法行为。[27]前引[26]，第100—101页。

无论是政府集权还是行政集权都是在国家这个特定的公共领域中才有效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不是人民权力的代名词，在国家权力之外还存在着非国家权力。相对于穷治，富治包含了更多的方法论要素及其更具挑战性的目标，由于着眼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富治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转型提出了不容回避的历史要求。政府是有效率的有限政府。[39]参见梁治平：《再续传统，重拾法的公共性》，载前引⑦梁治平：《法律何为：梁治平自选集》。

这个悖论所显示的问题是，处于权力顶层的统治者无法全天候地监督派往广袤国土上的政府官员，而能时时或细微地监督官员的广大民众又被剥夺了监督官员的权力，国家在享有一统权力的同时也在国家权力运行中消耗了国家权力，产生了上面提到的国家权力一体化与隐蔽的封建秩序并存的格局，这种并存的格局既发生在制度实践层面，也发生在精神文化层面。[36]这个传统从实质理性的角度对立法者形成了潜在的内在约束，也为划分良法和恶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一百五十年前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接纳现代化进程不同，立志于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需要积极寻求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及全球等多层面的跨国合作机制。只有在现代社会，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距离最短，也最为直接。

事实上，在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公民意识的缺乏和公民身份认同缺失阻碍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新型团结力量。[23]亚里士多德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虽属相异，但好公民必须修习这两方面的才识，他应当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品德。

然而，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只是公共权力在公共领域中的规范形式，它们还不能替代具有私人属性的社会领域。[2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顾炎武辨析了亡天下与亡国的本质性区别：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公民教育实践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以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不断革命论使社会重新进入内乱的状态。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5]袁曙宏：《奋力建设法治中国》，载《求实》2013年第6期。[2]吴敬琏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游戏规则之上的法治经济。[12]参见[德]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5页。

[32]顾炎武：《封建论》，载《亭林文集》卷一。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就此点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亦可。传统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由于缺乏必要的自治和自由，托克维尔眼中当时的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

相关讨论参见王振民：《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政治共同体下的同志观念以及人民观念强于公民身份观念，在特殊情况下，同志身份或人民身份甚至可以替代公民身份。

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保家卫国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保家的层面上，相对于家、家族或乡里等家的概念，国家对广大民众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甚至异己的事物。以下的讨论将重点揭示执政党法治观的两个主要构成性要素，即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它们均着眼于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历史目标。[4]袁曙宏在《奋力建设法治中国》一文中乐观地宣布：今天，法治中国已不再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可望而不可及的千年梦想，正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行动宣言。回顾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左倾路线，通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村民自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使中国社会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

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倘若抽象地讨论人民权力而没有使之实践化的方法，就会使人民权力永远处于理念和理想之中，最终则使人民权力被虚置。

公民共同体只有在国家的范围内并且以国家的视角才能成立。例如，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除劳教制度、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等建议，都将引起立法制度以及相关的司法、执法制度的改变。

对组织化社会的概念而言，社会有其特殊的组织化法则，在这些法则中，道德规范、伦理规范、经济规范等营造了被哈耶克所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些规范是支配和决定社会组织化的主要规范。换句话说，共同和一体法治观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和逻辑视角，要想使执政党的法治观成为中国国家的法治观仍然需要借助于其他的方法。

对后者而言，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也承担了最低意义上的维持生产和再生产的秩序功能，更何况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前者补充和试图替代后者的双重紧张关系，而这不是单纯地用威权国家或计划经济理论就能够解释的。执政党的法治观是在国家的基本规范不改变且执政党自身也要严格遵守的前提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体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执政党的主张和行动是对已经确定的基本规范的实践表述形式之一。法治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但法治社会在发生机理和生成状态等方面迥异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命题不必导致社会的政府化或社会的国家化，相反却是保卫社会的相对自治和完整乃至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2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7页。

天下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当中，营造了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想象。就国际法而言，构成国际法渊源的元素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人权宪章在内的国际公约或宣言的性质从未有过统一的认识。

[32] 孔飞力的权力掮客论、福山的国家家族化论与梁启超的国家认同虚化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它们共同面对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无障碍的关系问题。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的大民族。

在正统的国家哲学看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首先保障政治共同体的优先地位，才能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第三，国家的视角是法律的视角，公民共同体是法律共同体。